笑着笑着，才发现眼泪已经滑出眼眶。

我坐在床边，看着熟睡的小饺子。

她侧着身子，小脸埋在枕头里，粉色兔头睡衣的领口歪了一点，露出一点白嫩的脖颈。呼吸轻而均匀，偶尔还砸吧一下嘴，像在梦里吃糖。小手还抓着我的衣角，哪怕睡着了也不肯松开。

我轻轻把她的小手掰开，放进被窝，重新给她掖好被角。灯光柔柔地洒在她脸上，把她长长的睫毛投下小小的影子。我盯着她看了好久，心里又酸又软。

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屏幕亮起：9点半。

不知怎么的，这一刻我又想起了筱棠。她会不会怪我走得太突然，没来得及好好告别？

她在监狱里还好吗？应该已经学会全部劳动技能吧？手指肯定磨出了老茧，速度也快了，能不能攒够积分换点好吃的？

深夜里，她会不会还一个人蜷在被窝里偷哭？会不会半夜醒来，习惯性地往我那张空荡荡的上铺看一眼，然后才反应过来我已经不在了？

她现在在想什么？会不会骂我“老姐你这个骗子，说好等我一起出去考中国最难考试的”？会不会记得我们一起啃书、一起练歌、一起在阅览室碰拳的样子？

我鼻子一酸，赶紧把脸埋进掌心，不想让眼泪掉在小饺子脸上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见了入户门外的钥匙声。

门轻轻开了，又轻轻关上。接着是你的喘息声——不是剧烈的喘，而是那种压抑了很久、终于松懈下来的长长叹气。我听到你就那么靠在门边站了一会儿，像要把一天的重量都卸下来。

我多想立刻从卧室冲出去，像当年那只小博美扑向大狼狗一样，扑进你怀里，给你一个紧紧的、带着体温的拥抱。想告诉你今天我有多想你，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，想摸摸你新添的白发，想说一句“老公，辛苦了”……

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装睡。

我侧过身，背对着门，把被子拉高一点，盖住半张脸，呼吸故意放得很轻很匀。

你推门进来了，脚步很轻，几乎听不见。

我从睫毛缝里偷偷看你——你没开大灯，只是用手机屏幕的光照亮，暖黄的光落在你脸上，把眼底的青黑照得更明显。你先走到小饺子那边，弯腰给她掖了掖被角，又伸手轻轻摸了摸她的脸，像在确认她真的睡熟了。

然后你走到我这边。你站了一会儿，好像在看我睡着的样子。接着，你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帮我把被子盖好，指尖轻轻碰到了我的肩膀，又很快收了回去，像怕吵醒我。

你转身出去了，带上门时几乎没发出声音。

客厅传来水壶烧水的声音，“咕嘟咕嘟”很轻。接着是塑料袋拆开的声音，应该是泡面盒子被撕开。小姨好像和你说了什么，你轻声说“小姨不用了，您早点休息”，几分钟后，是你狼吞虎咽吃面的声音。

我闭上眼睛，听着你碗筷收拾的声音，听着沙发吱呀一声——你大概是太累了，在沙发上睡下了。我听着那些声音，眼泪无声地滑进枕头。

没过多久，我就睡着了。

我出狱已经整整一周了。

白天忙着适应这个突然变快的世界，晚上却常常失眠。今晚小饺子早早睡着了，我把她小小的身体搂在怀里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索性翻身坐起来，靠在床头，抱着膝盖发呆。

自由。

这个词从二审宣判“无期徒刑”那天起，就成了我最不敢奢望的梦，现在它真的回来了。

监狱里每一天都像被拉长了无数倍：起床号、点名、集合、出操、上工、收工、点名、熄灯……时间被铁一样的作息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永远不会结束。每一秒都在提醒你：你没有未来，你只剩改造和等待。筱棠和我说，自从不把自己当人以后，就不觉得监狱的生活有什么难熬了。

可现在，我躺在柔软的床上，床单是新的，带着阳光和洗衣液的味道；窗外是小区路灯昏黄的光，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声音；我可以半夜起来喝水，不用怕上厕所，可以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不用再自称罪犯夏松梅，和别人说话不用蹲在地上。

我以为自己会狂喜，会跳起来大喊“我自由了”。可真正自由了，才发现身体和灵魂还没跟上。走路时总下意识低头、贴着墙；听见钥匙声会条件反射地挺直腰板；半夜醒来第一反应是灯为什么灭了，是不是监狱停电了。自由了，可我好像还被困在高墙里，只是高墙变成了自己的皮肤。

我觉得内心的拼图还缺了一块，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是筱棠。可不止她。还有——晓晴姐。我怎么把她忘了？

她是看守所的警察，我是戴着手铐脚镣的死刑犯。在高墙下、在囚车里，她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妹妹。她还帮我照顾小饺子，喂奶、换尿布、哄睡，这些事我自己好像都没有做过几次……她救过我的命，更救过我的心。

如今我真的无罪释放了，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吗？还能像她在值班室偷偷带给我饺子那样，像她在法庭的羁押室给我加油那样，继续做亲密无间的姐妹吗？

她对我的恩情太重了，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谢谢。或许出狱第一天我就该给她打电话，可我每次拿起手机，手指悬在她的名字上，就僵住了。

说什么呢？

“晓晴姐，我出来了，谢谢你”——太苍白，太像公式。

“姐，这些年苦了你”——又像在刻意煽情。

我怕一开口，就变成“我欠你的太多，我还不起”，怕她客气起来，怕那份曾经在高墙里支撑我的温暖，只变成一句礼貌的“恭喜你，小梅”。

我欠她的，是一辈子。

现在是2014年2月中旬，春节刚过，3月初，F大的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。
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学校开除的。可能是被刑事拘留后学校保卫处就启动了程序，也可能是一审判了死刑，学校觉得“影响恶劣”直接报批开除了。总之，我的学籍没了。

按照规定，因犯罪被判刑的学生，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，尤其是故意杀人这种严重罪名。我搜索了一下，被开除学籍后，学校只发给学习证明，学生档案和学籍材料会退回家庭所在地，通常是生源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档案管理机构保管，户口也按规定迁回原籍。

时间不等人。为了把被偷走的三年多抢回来一点，开学还有半个月，我得赶紧行动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鼓起勇气，一个人回了F大。

校园还是老样子：银杏树刚冒出嫩芽，林荫道上学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，教学楼前有人在摆摊卖奶茶，广播里放着熟悉的歌……一切都没变，可我变了。

你一直安慰我说：“小梅，别瞎想，你的样子根本没像你说的变老，两年多而已，就算在学校里也不可能显老。”可我走在人群里，还是自卑得要命。迎面走来一群有说有笑的学生，我下意识像在监狱里回避管教那样，立马立正站到路边，背对着他们经过的方向，低着头，双手自然垂在裤缝上，等他们走远了才敢继续往前挪。

我怕他们看我，怕他们认出我，怕他们小声议论“那个不是当年杀人的夏松梅吗”。

教务处还是老地方，二楼那间办公室。

我敲门进去，里面坐着两个老师，一个在打电话，一个在整理表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，低声说：“老师您好……我是2006级法学院的夏松梅，我想咨询……学籍恢复的事，我不知道怎么和您解释，我……在监狱呆了两年，现在……国家确认我无罪释放……”

戴眼镜的女老师抬头看我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眼神复杂地闪了闪。她大概认出我了，但没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：“坐吧。你的情况……我们得先查档案。”

她敲了几下电脑，又翻了翻抽屉里的文件夹，最后叹了口气：“夏松梅是吧？2012年5月，二审判决下来后，学校按规定报省教育厅批准，开除了你的学籍。处分决定书当时寄到你户籍地C市了，我们这边查到你有两个户籍，这里可能出了些差池，你没收到。”

我点点头，紧张地握拳手指陷入掌心。

“现在要恢复学籍，首先得把你的学籍档案和户籍关系调回来。你的档案应该在你生源地市教育局学生档案管理中心，或者人才交流中心。你首先有正式户籍证明，你先去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咨询吧。”

她顿了顿，看着我：“无罪释放的证明、法院的再审判决书、释放证明，这些材料都要带齐。还有……学校这边要走申诉恢复程序，得院系同意、教务处审核、分管校长签字，最后报省教育厅备案。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完的。”

我小心地声问：“那……最快要多久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顺利的话，几个月吧。要是中间哪个环节卡住，可能拖半年以上。你先把户籍和档案弄回来，我们才能往下走。”

我往前半步，声音有点抖，却还是小心地问了出来：“老师……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加快流程？我……我只差大四下学期一个学期的课程了。我想尽快把这学期修完，拿到毕业证，然后报考司法考试……能不能……能不能麻烦您，帮我想想办法？”

女老师推了推眼镜，沉默了几秒，看我的眼神复杂，有点同情，又有点无奈。她把文件夹合上，声音放缓了很多：“夏同学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也知道你这几年……不容易。但学籍恢复不是教务处一个部门，甚至不是咱们F大说了算的，整个流程牵涉到院系、校领导、省教育厅，甚至可能还要省公安厅出具户籍迁移的相关证明。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和审批权限，我们这边根本没有‘特事特办’的权力。”

她顿了顿，又补充：“如果你现在户籍、档案都没调回来，连申请材料都凑不齐，学校是没法启动恢复程序的。最快也得等你把前置条件办完，我们才能走内部流程。即便所有材料齐了，省教育厅那边审核也得排队——现在开学在即，他们手头积压的类似申请不少。”

我鼓起勇气，说了自己的非分之想：“能不能先让我回学校旁听、修读课程，等学籍恢复后再补注册？”

她摇摇头，语气已经很温和，但话还是很硬：“恐怕不行。现在选课、上课签到、考试，都是在系统里完成，学籍没恢复，你就不是在籍学生，就算可以私下跟老师商量去听课，但学校系统里不会有你的记录，修的学分以后也不算数。司法考试报名现在要求提供毕业证书或在读证明，你这种情况……恐怕今年是赶不上了。”

她看我脸色越来越白，又叹了口气，压低声音，像在私下提醒：“夏同学，我只能说句实话：你现在最该先去办的，是户籍和档案。户口先迁回来，档案调到省人才中心或者我们学校所在地的人才市场，这样至少材料链条通了。剩下的……一步步来吧。急也没用，规定就是规定。”

我咬着嘴唇，点点头，眼眶发热，却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
“谢谢老师……我明白了。我先去办户籍。”

走出办公室，我靠在走廊的墙上，深呼吸了好几次。

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崩溃——我怎么才能证明自己“配得上”重新做学生呢？

可第二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第一个：我已经等了两年，再多等几个月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不能倒在这里。

我还有小饺子，还有你，还有晓晴姐，还有筱棠……还有那个我欠了太多的自己。

虽然我的脚步还是有点虚，可比刚才坚定了一点点。

路过林荫道时，又有学生骑车飞驰过来，我没有再立正背对着他们，而是深吸一口气，挺直腰，继续往前走。

我没有立刻离开校园，而是在校园里散步，慢慢地，我似乎找回了那个在模拟法庭上舌战群儒、在学术报告厅讲台上侃侃而谈、在校园歌手舞台上赢得尖叫的自己。

于是，我又去了法学院，打听当年教过我的老师。法学院的老师换了不少，但终于从一个辅导员口中听说：当年带我们的班主任、刑事诉讼法专家周老师，现在已经是法学院副院长了，办公室在法学院三楼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上了楼。走廊很安静，只有打印机嗡嗡的声音。我找到标着“副院长办公室”的门，轻轻敲了敲。

“请进。”

我推开门，克制住身体里那个想立刻抱头蹲下喊“报告管教”的本能，只是立正站好，双手垂在裤缝，声音有点抖：

“周老师好，年刚过不久，我……给您拜个晚年……您还记得我吗？我……我是夏松梅……06级的，不对，那时，我是春……春鹂。”

周老师正低头看文件，闻言抬起头。先是愣住，然后眼镜后面的眼睛慢慢睁大。他放下笔，站了起来，绕过办公桌，仔细打量我。

半晌，他声音低沉，却带着熟悉的温和：“春鹂……我当然记得你。常胜将军，永远的第一。谁能忘？”

那一句“常胜将军”，像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我心里的闸门。

我捂住脸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肩膀抖得厉害，“周老师，谢谢您，我还以为，除了家人，这个世界已经没人记得我了……我想回学校，我想上学，我想……考司考……”

周老师没有说话，只是转身倒了一杯热茶，放在茶几上，又拉过一把椅子，指着沙发说：“坐，慢慢说，别站着啊。”

我坐下，哭得更凶了。他递给我的，却不是纸巾，而是从抽屉里拿出的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剪报，递给我。

我用手背胡乱擦了把眼泪，接过来展开。

那是2013年《法制日报》的一篇报道，标题是《N省女子监狱开展普法讲座 服刑人员担任“金牌讲师”》。照片里，我穿着灰色带斑马纹的囚服，站在简陋的讲台上，手里拿着话筒，表情认真而自信。台下坐着一排排同改，眼神专注。

“青松气质，红梅品格……”周老师声音很轻，“可不能因为这点小困难，哭鼻子哦。”

他这才从桌上抽了张纸巾递给我。

我接过，擦着眼泪，低声说：“老师……我……我对不起您……给您丢人了……”

他摇摇头，坐回椅子上，看着我：“看了这则新闻，春鹂，我很欣慰。你没有让我失望。我一直觉得，这才是我的学生——哪怕被敌人包围了，被敌人拿枪指着，也还能站起来，捡起自己的武器。”

他顿了顿，忽然声音低下来：“松梅，你父亲，八十年代末牺牲在大西南，对吧？我从没和你们说过，我也是曾是那里的一员。”

我猛地抬头。

他笑了笑，眼底有层薄薄的水光：“我当老师前，是个战士。如果你父亲还在世，我见了面，得叫一声‘老班长’。你，也是我心中的战士。欢迎你回来。”

他伸出手，掌心朝上，像在等我握住。

“先去解决户籍问题。学校的事，我帮你想办法。别怕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
我看着那只手，犹豫了两秒，终于伸出手，紧紧握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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